05月26 中醫未來發展的兩條主線

中醫學源遠流長，中醫經典思想和理論至今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特別是經過抗擊新冠肺炎、非典等重大傳染病之后，我們對中醫藥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

中醫自成體系的創新與借助現代科技和醫學為主的多學科協同創新，是中醫未來發展的兩條主線。我們要發展中醫藥，注重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學原理，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當代中醫，要擁抱現代科技、現代人文，要迎接新時代、新變革的到來。承中啟西，承宏啟微，承上啟下，承古啟今，為實現中醫藥的現代化、國際化而勇挑重擔，這是時代賦予中醫藥人的使命與擔當。

經典歷久彌新

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筆者在武漢指導抗疫時，正是疫情集中暴發期，面對嚴峻的蔓延形勢，辨證論治、一人一方固然是中醫理想的用藥模式，但面對社區大量患者聚集，靠中醫醫生一個個把脈開方是無法實現的。必須抓住新冠肺炎的核心病機，辨準寒熱虛實，方能開出有效的萬人一方。因此，我們從患者的臨床表現與體質入手，結合發病時當地的氣候特征，并從新冠病毒對外環境的嗜好特點（戾嗜）反推其中醫范疇之寒熱，將新冠肺炎定性為“寒濕疫”，據此制定了適用于發熱病例、疑似病例及確診病例的通治方“寒濕疫方”，又稱“武漢抗疫一號方”，在武漢及周邊地區社區發放了70多萬服中藥制劑，使疫情防控重心有效前移和下沉。這種通過仰觀天象、俯察地理、中曉人和判斷疫病之屬性，從而快速辨證施治，正是中醫整體觀思想在面對現代新發突發傳染病時的應用價值。

而面對急危重癥患者時，則可靈活采取一人一方的個體化診療策略。尤其新冠肺炎是全球性的重大流行病，其廣泛的流行性與傳染性，決定了新冠病毒的傳播不拘于一時一季，更不限于一地一隅。因此，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因戾制宜，這正是對中醫個體化思想的實際踐行。

除了整體觀、個體化，治未病也是中醫學三大傳統醫學思想之一。基于治未病思想，筆者團隊圍繞新冠肺炎預防、治療、康復關鍵干預節點，針對中醫藥干預下輕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轉重率，重癥患者死亡風險，恢復期患者復陽風險等開展多項研究，證明了中醫藥在新冠肺炎防治全程中有效發揮了“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瘥后防復”的積極作用。武漢市武昌區衛生健康委資料顯示，在發放通治方“寒濕疫方”后14天，新增確診人數首次出現斷崖式下降，并維持在低位水平，有效降低了發病率，抑制了疫情蔓延。而對于輕癥患者，我們在武漢開展的721例寒濕疫方干預新冠肺炎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430例服用中藥的患者無一例加重，而未服用中藥的患者轉重率達6.5%。對于重癥患者，堅持中西醫結合，一人一方辨證施治，可大大降低重癥患者的死亡率，我們在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展的662例重癥患者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中藥可使死亡風險下降87.7%。在疾病恢復階段，我們開展了一項中醫綜合康復方案臨床療效評價研究，納入420例恢復期患者，發現中醫綜合干預組的復陽率為2.8%，而對照組高達15.8％，證實中醫綜合干預可降低新冠肺炎復陽風險，促進患者康復。

三強三弱思辨

整體觀、個體化、治未病是中醫學的制勝法寶，是中醫人的強勁武器，但也必須認識到在現代科技背景下，面對人類疾病譜與醫療需求的改變，傳統醫學思想也存在著短板和不足。筆者認為，概括起來就是“三強三弱”：刻強軸弱，態強靶弱，個強群弱。

整體觀強調人的五臟六腑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環境相互呼應，可以通過調整人體內部的穩態平衡來解決局部乃至全身的問題。然而傳統中醫學主要把握刻下的疾病、人體、環境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對疾病的病因、前期發展過程、后期發展態勢、可能出現結局的整體把握不足，缺乏一條完整的疾病時間軸，可概括為“刻強軸弱”。

其次是“態強靶弱”，傳統中醫通常從患者的癥狀、體征入手，通過調節內在環境，恢復體內穩態，起到避免疾病的發生、發展的作用。然而很多疾病起病隱匿，在發病前期癥狀不典型，發展規律難以把控，且中醫學理論對于現代醫學中客觀指標異常而臨床癥狀不明顯的疾病尚缺乏行之有效的指導，比如中醫可以輕松地通過調態改善癥狀，但難以獨立降糖、降尿酸、降轉氨酶，缺乏對現代指標的靶向治療，出現方藥“無靶可打”的局面。

最后是“個強群弱”，在中醫診療過程中，醫生針對患者的體質特點、疾病類型、刻下癥狀開出專屬方藥。一人一方乃至萬人一方，能充分體現辨證施治的特點，是一種先進的個體化診療策略，然而現代社會以糖尿病、高血壓病為代表的慢性疾病從癥狀、病因、病機上均存在較強的同質性。個性化的診療模式在針對此類疾病的群體治療時缺乏統一的認識，對共性規律把握相對不足，容易導致療效不穩定、群體化策略難推廣等弊端。

態靶辨治創新

針對上面提到的傳統中醫的不足，筆者認為要在“以中為本，西為中用”的思想指導下，充分結合現代醫學研究成果，將中醫與西醫、宏觀與微觀進行有機地結合，構建以“兩個重構”為主體的“態靶辨治體系”。該體系為重構現代中醫診療體系、重構現代中醫本草體系提供了示范，實現了覆蓋中醫診斷、用藥和劑量三個核心環節的創新發展。

第一是診斷創新，該體系提倡構建以“分類—分期—分證”為框架的“病證結合”模式。借鑒西醫對疾病全過程的認識，結合中醫對癥狀體征的歸納，從中醫視角對疾病發生發展及轉歸的完整過程進行重新審視，從而為關注刻下的辨證論治引入了時間動態的屬性。

第二是用藥創新，構建基于宏觀態（證）與微觀靶相結合的“現代本草”體系。西藥用藥思路多以干預疾病靶點為核心，旨在改善臨床癥狀和指標變化，而依托現代中藥藥理學研究，我們對中藥的作用機制和干預靶點有了更加系統微觀的認識，通過將傳統本草理論和現代藥理學研究成果相結合，一方面根據中藥藥性配伍治療中醫宏觀所辨之態，同時又可針對疾病微觀理化指標進行微觀靶向干預，將現代中藥藥理學研究成果回歸到中醫臨床中，為中藥針對現代疾病的治療提供宏觀與微觀的雙重依據。

最后是劑量創新，通過構建方藥量效理論框架，明確臨床方藥應用中的量效關系，為中藥合理用量提供科學依據。

在構建態靶辨治體系的研究過程中，也形成了“難題的課題化、課題的成果化、成果的專利化、專利的產業化、產業的標準化、標準的國際化”的“六化”理念，這是指導現代中醫從基礎科研到臨床轉化的全鏈條式路徑，且已在糖尿病、代謝綜合征、高血壓等重大慢病領域進行了可靠的實踐驗證。（中國科學院院士? 仝小林）